1964年1月的一天清晨，泰和县马家洲的雾气尚未散去，几辆吉普车突然在河埠头停稳。村民围拢过去，只见身着灰色呢大衣的曾山快步走进一座瓦房。“发桂同志，我来看你！”他伸出双手。屋里那位鬓发花白、正在烧早饭的农妇愣了几秒，随后眼圈一红——三十年了配资股票，面前这位是当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。
乡亲们听不懂他们口中的称呼，只知道这位大领导很尊敬黄发桂。曾山给她塞上五百元春节补助，又转身对随行干部说：“她曾是省土地部长，按红军干部待遇落实。”一句话，让沉寂多年的往事一下子沸腾。
时间拨回到1928年春，崇贤山谷里杜鹃漫山。15岁的黄发桂原本只想折朵花插在头上，忽然枪声、火光从山下传来。谢云龙领导的暴动捉了恶霸，把粮食分给佃户。有人说：“只有革命，穷人才有饭吃。”这句朴素的道理像种子埋进少女心里。
那年夏天，她加入儿童团，夜里放哨、贴标语，脚板磨出血泡也不说疼。第二年4月，毛泽东率红四军来到兴国。黄发桂与几位女伴天不亮就步行六十里赶到鸡心岭听讲话。“要打倒反动派就得拿起枪。”毛泽东的洪亮声线在人海中炸开，她第一次真切感到革命的重量。
不久，兴国崇贤区苏维埃成立，16岁的黄发桂被推举为区妇委主任，剪辫子、放小脚、识字班，一桩桩新风气在她手上生根。1931年，她又被调任兴国县妇委书记。初到县城，她悄声抹泪，还是遵守组织决定。
1932年，黄发桂随陈毅到宁都巡视。敌机低空扫射，她扑在一名小脚妇女身上，小腿中弹，没等血止就继续疏散群众。这年10月，她被任命为江西省土地部长，兼省政府机关共青团负责人。
1934年初，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。大会选举时，她与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人同列中央执行委员名单。兴国被誉为“模范县”，她的名字排在第二位。会后，她主动报名去边区——登贤县副主席兼妇女部长的任命书很快下来。
登贤地处白区夹缝，夜里枪声不绝，白天发动群众支前。一次夜行途中，她被两名敌兵围住，情急之下匕首刺倒对方，翻身遁入密林。第五次“围剿”后，游击队转入深山。弹尽粮绝，队伍被迫分散。黄发桂改扮村妇，混出封锁线，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。
此后十余年，她撑船、种田、乞讨，甚至改嫁船工邓百发。每到集镇，她都会悄悄张望，希望出现熟识的臂章或暗号。1938年，一名叫钟平的老同志终于在赣江边找到她。可形势动荡，他们一次次转移，几度险些被叛徒出卖。泰和监狱的铁镣、竹签并没撬开她的嘴，凭着黄姓族长担保才侥幸脱身。
抗战胜利后，她回到马家洲，挑河泥、织草席，抚养三个女儿。解放后的喜讯传来，她依旧没有上门报功：“1934年中央离开苏区时把江西托付给我们，可我们没守住。”倔强与自责让她闭口不提过去。
1950年，曾山向太和县政府写信查人，几番波折才摸清她的落脚点。陈毅随后邀她去上海工作，黄发桂考虑家累，婉拒。组织没勉强，只是将她安排到土改工作团，随后又批准她回乡做妇女干事。
1964年的探访，让许多后辈第一次知道自家乡邻曾端坐中央礼堂。可黄发桂依然粗布衣、草鞋底。省民政厅每月补助，她常偷偷塞给更困难的人。
1981年9月，她被诊断为癌症，家里凑不出住院费。女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谢象晃写信，批示当天批下：全部费用公家承担。住进南昌医院时，她只带了一只旧箱子，里面放着那枚已经褪色的第二次苏大代表证。
临终前，她叮嘱子女“心里要装着别人，别只想着自己”。传奇没有隆重谢幕，她的墓碑简简单单，只刻姓名、生卒和四个字——“江西苏维埃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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